AOA体育官网登录帕尔特伊|都会影响私营部门失败的后果:美国政府拒绝救助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引发了金

如果我们要实现道德的资本主义,我们需要一个尊重民主价值观基本原则的道德的政治。同样,这也不太可能单独发生。在美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那里,权利一直参与剥夺公民权和剥夺权利的系统性议程——限制投票反对那些反对权利观点的公民,(通过人为的方式)限制对手的选票转化为政治权力的能力,并限制他们的对手获得政治权利之后可以做什么(或者是南希·麦克莱恩(Nancy MacLean)的书的标题所写的那样,通过 “民主锁链”的方式进行限制;参见2018年7月6日的TLS)。这在美国尤其容易。在高度政治化的最高法院官宣读了富人拥有的新宪法权利和普通公民拥有的更少的公民权利:比如富人的公司有权肆无忌惮地为竞选捐款,并且同时限制工人组织或个人起诉滥用捐款的公司的权利。即使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不公正地划分选取(gerrymandering)、美国参议院(这里有过多的小州人口)和选举团(这确保了本世纪的两位共和党总统都是以少数选票当选的)来克服选区劣势,他们也能够通过获得新的最高法院裁决来改变这些政策和其他的政策。

在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家们对于本次金融危机的成因和目前资本主义运作的情况进行了讨论。本文作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了,现代的资本主义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在本文中,作者通过对于三本著作进行介绍与分析,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这三本著作包括了即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的《资本主义的未来:面对新的焦虑》(The Future of Capitalism:Facing the new anxieties)、弗雷德·L·布洛克(Fred L. Block)的《资本主义梦幻的未来》(Capitalism: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和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的《金钱与政府:主流经济学面临的挑战》。(Money and Government: A challenge to mainstream economics)

这就是为什么这三本由著名学者精心撰写的著作如此畅销的原因。总而言之,他们对已经建立的正统观念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攻击,至少对于那些不执著于不可信理论的人而言是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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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了补救措施以纠正其中一些失误。他们的观点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原创并且有趣的,这为我们的经济和经济专业急需的改革提供了基础。例如,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在《资本主义的未来:面对新的焦虑》(The Future of Capitalism:Facing the new anxieties)中提出,不仅应该对城市土地征税(因为繁荣的城市中经济集聚带来的生产力提高而产生租金),而且应该对分享这种繁荣的高收入城市工人征税(参见科利尔在2017年1月27日发表在TLS中的文章)。尽管如此,即使这些观点综合起来,也远远不够全面或充足,不足以为近几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提供另外一种范式。

 

此外,还有两个危机和我们的经济危机相随而来。首先是我们民主的危机,民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经济规则是由我们的政治体系制定的,当这些规则的结果变成不可接受的时候——就如同2008年的危机——后果必须得到解决,而且必须通过彻底的变革来解决。而这些变化必须通过政治制度的变革来实现,否则,情况只会变得更糟,特别是考虑到第三个与其互相关联的危机:环境。不幸的是,这些书都没有正视环境变化这个当前存在,而我们的系统未能解决的问题。

像我这样批评救助计划的人,批评的是救助的方式,而不是救助这一行为本身。我们本可以在不救助银行家、股东和债券持有人的情况下拯救银行及其储户。斯基德尔斯基(Skidelsky)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如果当时英国的保守派和美国的共和党人没有束缚财政政策,经济低迷本可以得到更好的控制。因为危机期间实际利率为负(经通胀调整后的利率),这正是公共投资强劲的时候。2009年2月,在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 执政的前几周,他签署了在国会批准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措施,其中包括重要的基础设施支出,并采用了几个较小的措施,但考虑到规模,范围和可能衰退的持续时间,这是不太可能迅速经济回到充分就业的情况。(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后来的事件证明了这一点。) 在工党执政期间,英国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扩张措施,但在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联合政府的领导下,这些措施于2010年被取消。即使实际的“紧缩”措施有时并不像人们宣称的那么严厉,但它也仍然构成了一个绝对错误的方向,英国因此花了很长时间才摆脱衰退,随后又经历了多年的增长乏力。事实证明,“扩张性收缩”的概念是斯基德尔斯基等经济学家所说的幻想。这将带来双重红利——今天和未来更高的收入。

在试图限制国家权力的过程中,这种权利也破坏了一个国家为使其全体公民繁荣而从事必须做的事情的能力。在过去250年里,我们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是建立在知识进步的基础上的,而知识进步的基础是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则是必须通过大学和其他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来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我们的繁荣也取决于社会组织、我们的法治、民主和制衡制度,这些都是典型的公共职能。由于他们的自私,即使是那些处于顶端的人也可能会伤害他们自己:让这些人在更大的蛋糕中占有更小的份额会更好,这些人能够和其他人一样,从更稳定和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中受益。更不用说一个适合居住的星球了。

我们目前的经济制度通常被称为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正如弗雷德·L·布洛克(Fred L. Block)在《资本主义梦幻的未来》(Capitalism: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中指出:曾经贬低资本主义,但是他们现在却在捍卫它,并且将其视为一个永恒不变的、高贵的框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带来奇迹般的、永无止境的经济增长,并且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或者是只要政府不干预其的运作,每个人就都可以从中受益。但是,这个笼统的术语的所有潜在前提都是错误的:没有哪个经济体,当然没有哪个现代经济体拥有一个在真空中运作的私营部门。政府是必然存在的,政府制定相关的规则和条例,执行贸易标准,支持银行体系和稳定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并不是僵化的制度,它一直都在变化。事实证明,其最具有还原力的倡导者所作出的承诺——放松管制、私有化和全球化将给所有国家的大多数公民带来福祉——是大错特错的。(值得称赞的是,全球化大大减少了全球贫困: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有7.4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如果没有全球化,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但尽管如此,管理不善和不公平的全球化——发达国家为其的企业农场提供了巨额农业补贴——却伤害了最贫困的人群:最不发达国家的农村工人。)

这三本书都突出了思想之战的作用,解释了从里根(Reagan)和撒切尔(Thatcher)时代开始,错误的理论是如何赢得胜利的。例如,布洛克从市场开始,详细阐述了关于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若干误解所产生的作用。(我在2002年出版的《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提到,市场本身是有效的、稳定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公平的,这中观点几乎成为了一种宗教信仰)。布洛克正确地表明,在没有政府约束的情况下,富裕而强大的国家塑造资本主义,让自己获得优势,破坏竞争,剥削他人,最终破坏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后来的追随者却常常忘记这个事实。

考虑到过去十年中错误的金融政策造成的破坏,人们能够合理地预见到经济学界的革命类似于大萧条发生之后的凯恩斯主义革命。但是我们往往都会忘记,在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陷入更糟糕的萧条的情况下,美国和英国的许多经济学家仍然在坚持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他们说:市场能够自我修复,因此不需要政府干预。甚至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色地指出了存在的错误,并且阐释了政府应该如何做来使得事态变得好之后,许多的经济学家仍然不愿意遵循凯恩斯开出的处方,因为他们对政府过度干预存在意识形态上的恐惧。因此,经济学界对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展现出迟缓甚至停滞不动的反应也不足为奇。

现在是时候在渐进主义和暴力革命之间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了。经济和权力关系的根本变化是可能的,也是紧迫的。这是唯一能把资本主义和地球从资本主义本身和那些不知不觉地摧毁它的资本家手中拯救出来的方法。

这就是纪律(discipline)的运作方式。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的五年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自豪地宣布“宏观经济学已经取得成功:它的预防衰退的核心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几十年。”需要明确的是:卢卡斯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被凯恩斯(Keynes)及其弟子解决了,而是在说,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追随者解决了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和“真实商业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s)”(大致来说,这种观念认为经济冲击(economic shocks)是有效的市场反应)。尽管这些弗里德曼派经济学家中的许多人在危机过后一直保持着惊人的沉默,但是他们推动的、对危机附有重大责任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仍然存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武汉大学国际公法硕士在读,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通过政治才能创造这种新制度的原因,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我们的民主制度和世界的未来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畸形的资本主义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选举是如何扭曲我们的经济的。可悲的现实是,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巴西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不过是全球舞台上最新的一位专制主义者。

在这里,斯基德尔斯基加入了他的宏观经济分析:斯基德尔斯基认为,没有人假设市场经济能达到恰当的平衡——即总需求刚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而不出现通胀,这是一种“刚刚好”(Goldilocks)式的经济,既不太少,也不太多。让-巴蒂斯特赛义德(Jean-Baptiste Say)在19世纪断言,市场确实实现了这种“刚刚好”(Goldilocks)式的经济;但历史证明他错了。凯恩斯追随包括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内的许多早期作家,解释了赛义德理论中的谬误。斯基德尔斯基以一种清晰而有益的阐述补充了这一反驳:个人,尤其是在对未来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决定将他们从生产商品中获得的购买力转变为持有货币,或者,转变为任何非生产商品,如土地。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商品的总需求将低于供应量。现代宏观经济学家通过假设这个问题不存在来“解决”这个问题:标准模型假设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均衡状态,劳动力和商品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刚好与供给相等。我们达到这一美丽的平衡,就像对市场有效性本身的信仰一样,这也是一种深刻的宗教信仰,而我们通往这一平衡的道路则是一种神秘的启示。如果在这个包罗万象的理论中突然出现了问题——例如,如果存在失业——答案很简单:责怪受害者,即要求过高工资的工人,或者是涌入就业市场的移民。按照这种理论,只要工资非常灵活,或者边界非常令人生畏,经济就会永远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所有这些都失败了,那就怪政府把事情搞砸了。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代的资本主义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示,现有的系统并不高效也不稳定。如果大量的数据都没有让我们相信,在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的四十年中,仅有前1%或0.1%的人从中受益,美国和英国的反建制票当然应该让我们相信这个事实。为我们制定并维持这一令人沮丧的道路的主流经济学家、央行行长和“中间派”的布莱尔派和克林顿派的政客自信地宣称全球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将为所有人带来持续增长和经济利益,但是上述这些人物和言论,都已经完全失去了信誉。

当然,政府做了什么和没有做什么,都会影响私营部门失败的后果:美国政府拒绝救助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引发了金融危机,而随后政府果断干预,阻止了危机演变为另一场大萧条。尽管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将这些波动归咎于政府——在美国,2008年后他们又这么做了——但压倒性的证据表明,私营金融部门的不当行为是导致全球衰退的罪魁祸首。正如布洛克所说,存在一种错觉,认为民主会威胁经济;这将导致政府不可避免的陷入困境。而是私人金融部门的恶行导致的。没有人能想象到2008年和2009年世界各国央行扩大货币供应的程度,但世界却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衰退。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后发生的事情或许是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波动从一开始就成为了资本主义一部分,并且现在仍然伴随着我们。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著有《金钱与政府:主流经济学面临的挑战》(Money and Government: A challenge to mainstream economics)一书,这本书更多地是在关注经济学家而不是上述两本被我们讨论过的书籍,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宏观经济的失败上——经济无法避免周期性衰退及其必然的高失业率。国会任命负责调查危机原因的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得出结论称,这些自有住房计划并非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

弗里德曼试图将大萧条归咎于央行错误的政策:他认为,央行货币供应的收缩才是导致经济下滑的原因。他的分析现在被认为是似是而非的。2008年的经济危机生动地表明卢卡斯错了。这些论点再次遭到驳斥:没有人强迫银行发放不良贷款,发放超出购房者偿还能力的贷款——事实上,尽管政府鼓励人们拥有住房,但它也鼓励人们谨慎行事。同样,现在的也试图将2008年的经济衰退(其根源在于次贷危机)归咎于政府鼓励自有住房。

科利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灾难性的道德缺失——贪婪即是好原则就是证据。他呼吁建立道德家庭、道德公司和道德全球化。这是正确的道路,但是当我们争论他是否充分地定义了这些概念,甚至提供了非常好的哲学基础时,有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个道德社会? 科利尔的回答并不足以令人信服,他在揭露21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道德缺失方面也做得不够充分。AOA体育官网登录帕尔特伊都会影响私营部门失败的后果:美国政府拒绝救助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引发了金斯蒂格毕竟,我们能对这样一个社会的道德规范说些什么呢?这个社会似乎愿意通过今天大肆消费更多的碳密集型物质产品,来危害后代的健康和福祉。巴黎的“黄背心”抗议人士大声疾呼,反对旨在确保地球未来的累进绿色税。他们有理由怀疑,他们要如何才能有足够的钱撑到月底。这表明,真正的道德资本主义必须同时解决结构性不平等和环境问题。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如果我们要谨慎应对我们面临的真正风险,科利尔所信奉的实用主义和中间路线将不会奏效。提出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一群年轻的美国人的观点接近马克龙:调动一定程度的能够完成任务的资源,并且方式是对经济进行重组,这样,能够使世界的“黄背心”不再过着不稳定的生活。我相信这些年轻的人是对的。的确,如果我们消除歧视和失业,对我们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使更多的妇女和老年工人更容易平等地参与工作,并减少拥有市场力量的公司所造成的扭曲,那么国民收入将会大大增加。增加的收入将有助于为绿色新政提供必要的资源。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做得更多事情:重新部署资源——包括通过提高累进税和缩减军队规模来减少富人的过度和炫耀性消费(从长远来看,全球安全才是对安全的真正威胁)。这一议程不仅将实现更大的增长,而且将能够实现更公平和可持续的繁荣。

这一“改革”议程包含许多内容。科利尔批评现代企业一心一意地关注股东价值——这往往只是意味着让首席执行官中饱私囊。并且布洛克理由充分地批评了“贪婪是好的”这样的学说,这一观点实际上有一定的学术渊源。这是通过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定理的扩展而实现的——个人和企业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像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样,将引领社会福祉。(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斯密了解不受监管市场的局限性,例如,他观察到企业合谋提价的趋势。) 因此,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公司都应该简单地谋求其股票市值最大化。对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来说,企业承担企业责任,却未能压低工资,这是错误的,甚至几乎是不道德的。这一概念在资本主义规范和法律框架的重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又是一项对增长和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政治议程。公司专注于他们今天能做些什么来增加股票价值,而很少考虑未来。这导致了创造性的会计方法(误导投资者相信公司的未来前景比实际情况要好)和减少对工厂、设备和人员的投资。由于弗里德曼的观点,对短期回报的关注导致增长放缓。基于这样的短期思维,公司不可能实现长期增长。

凯恩斯证明了政府干预可以防止最严重的过度失业,可以说他拯救了资本主义,今天也是如此。这种畸形的资本主义,即高收入者收入飙升,而大多数公民的工资停滞不前,生活质量瓦解——自2008年以来,这种状况只会加剧——在政治上或社会上都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要挽救资本主义,政府必须证明它是能够改革的,资本主义可以为所有人或至少能够为大多数公民带来繁荣。

弗里德曼的分析基于一些肤浅的观点,在他推动这些观点的时候,这些观点已经被同时出现的经济理论进步所质疑。例如,“贪婪是个好东西”的教义已经被驳斥(这个工作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由肯尼斯阿罗杰拉(Kenneth Arrow)、德德布鲁(GrardDebreu),布鲁斯·格林沃尔德(Bruce Greenwald)和我完成),这个驳斥认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定理的条件是真的非常严格,以致于他们似的这个定理作为一个实际问题的时候是无关紧要的。简而言之,这项研究表明,当信息不完善和市场不完整时,市场并不具有普遍效率,而这种情况是永远存在的。如果需要能够证明肆无忌惮的贪婪对经济有害的经验证据,我们只需看看2008年衰退前夕银行家们的行为:他们的贪婪将全球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再一次,政策制定者、立法者和的亲商政客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经济论点只是一种表象,是通向监管较少的市场的一种手段,这种市场将给他们带来更多获取利润的机会、更多利用和利用他人的机会。

甚至美国的共和党人也同意这种投资是非常必要的。据称,他们担心由此产生的赤字,而赤字正是阻碍他们的原因;然而,推动他们反对财政政策的不是赤字,而是意识形态:他们想阻止国家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非常自信地承诺将投资于基础设施,但是这似乎并不是他,也不是共和党所认真对待的事情,也并不是特朗普最近的目标(尚未实现,并且前景几乎为零)。今年2月注入的2000亿美元远远落后于他在竞选中所作的各种万亿美元以上的承诺。相比之下,当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的第一年,共和党有机会为亿万富翁减税和企业,他们也用积极于此——即使这增加了赤字巨大:到2022年,预计美国的国会预算赤字将达到1.1万亿美元,占到GDP的近5%。尽管官方估计未来10年赤字总额将增加1.5万亿美元左右,但这些预测都是基于乐观的增长前景,而这些前景正在失去可信度。如果经济增长被证明弱于乐观的数字,赤字和债务将会膨胀。

这三本书的优点在于它们打破了经济学的狭隘界限。布洛克来自社会学系,他的观点深深植根于维也纳思想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著作中。但对科利尔来说,这也并不令人意外。作为一位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科利尔对冲突和冲突后的和解尤其感兴趣。科利尔认识到经济崩溃是社会崩溃的原因和后果;但他太急于将社会弊病归咎于家长式作风、功利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社会弊病的出现和存在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例如,公民参与的瓦解和普遍的孤独感。我觉得有很多结构性的解释比科利尔所关注的更为合理,包括许多新技术的影响,由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强调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以及由一些事件,比如伊拉克战争、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所导致的公众信任下降。

科利尔在书的开头有力地描述了许多发达国家内部之间、伦敦和纽约等繁荣城市之间、省级城镇和农村地区之间、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和受教育程度有限的公民之间的撕裂。不久之前,流行的经济理论是“趋同”。这一观点认为,随着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工人从穷国流向富国、贸易推高了发展中国家的非熟练工人工资,而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工资却在下降,潜在的经济力量将减少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这个理论中的后一点很少得到强调,因为它预言:全球化本身,如果没有包括再分配在内的重大政府干预,可能会使发达国家中的大部分情况情况变得更糟。但这个推理很简单,对于那些参加过经济学初学者课程的人来说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劳动力,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相对丰富,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将成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特别是需要非熟练劳动力的产品)的净出口国。而由于发达国家的这些产品的产量下降,对劳动力(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也在下降,这会导致工资降低和失业率上升。正如科利尔向我们展示的那样,现在的证据表现出了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新兴市场正在向发达国家汇聚,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最贫穷和最富有公民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而不是如预测那样的整体趋同。

混合市场经济在英国和美国将继续以目前的形式存在,但是这并非不可避免。事实上,我们可以看看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正在采取的更为温和的资本主义,以及其它地方,至少时不时地看看新西兰现任政府正在为资本主义所指明道路。甚至新西兰的预算也是按照国家“福祉”来制定的。美国和英国可能以错误的方式创造了一种资本主义的极端版本。这种版本资本主义往往打着“中间派”和务实的新自由主义的旗号。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更加道德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旨在塑造一个更无私的社会,其结果将是一个更少自私个人的社会。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并不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它也不会通过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来得到实现。那些企业是漂绿(greenwashing)的专家,它们假意声称他们要对环境负责,因为这是一件善事。苹果(Apple)和星巴克(Starbucks)谈论企业责任,在某些领域,它们确实采取了负责任的行动。但是,根本的事实是:在科利尔强调相互义务的重要性的地方,苹果、星巴克和其他许多跨国公司都倾向于接受利益,而不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回馈。承担社会责任的第一个要求是缴纳税款,这些公司和其他类似的公司运用同样的聪明才智,通过生产更好的产品来避税。

在某种程度上,我赞同科利尔的呼吁,即远离意识形态和极端主义,并且我也赞同他对实用主义的强调。科利尔是一个强大的、道德驱动的、左倾的中间派,他谴责两个极端的过分行为。毕竟,任何研究革命的学生都知道这些意识形态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正是实用主义(即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实用主义,得到了他们所谓的“基于证据的政策”的支持)使得我们陷入了当前的困境,而渐进主义并不能够帮助我们摆脱现在的情况。当他们这一代人和他们父母那一代人在成长的时候,美国的进步时代和新政带来了激进的变化(尽管对他们的所有称谓都远非革命性的),我们都从中受益匪浅。同样,在英国,改革是在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的战后工党政府期间进行的。这个改革也同样是基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进行的。所有的这些政策都改变了我们对国家角色的改变,并且向我们展示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甚至是必要性。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前几代人的激进行动,今天的问题会变得多么糟糕。

这三本书很自然地赋予于思想力量十分关键的作用。但是利益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是关于增长的战争,同时也是关于分配的战争。正如特朗普2018年破坏性的削减税收法案和就业法案的效果所显示的,后者被证明比其他的观点或增长更为重要。小州是这些利益的附庸。拥有经济权力的公民并不希望国家阻止他们行使这些权力。利用他人的企业不希望政府阻止他们从事邪恶的活动,或者重新分配他们所获取的不义之财。石油、化学和煤炭公司也不希望一个强大的国家阻止他们摧毁我们的星球。

科利尔对极端主义以及特朗普所代表的本土主义和丑陋的担忧是正确的——科利尔将其称为的“排外的民族主义”。但他对这一情况产生的主要原因的判断是错误的。他在书的结尾提出了以下观点:“通过回避共同的归属感,以及它所能支持的良性爱国主义,自由主义者已经抛弃了唯一能够将我们社会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在不经意间,他们鲁莽地把其交给了江湖骗子中的极端分子,后者正在兴高采烈将他们扭曲成他们自己扭曲的目的”。这个观点似乎是不公平的。这并不是我知道的自由主义者。我知道的自由主义者们为了丰富我们国家的集体生活而奋斗。一个人可以是同时拥有世界公民、国家公民,和某个城市的公民的身份。经济学家,特别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以来都认识到了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的重要性。社会资本和信任作为一种粘合剂,不仅能够使社会团结在一起,而且能够让经济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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